“三红校园”润泽学生心田******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建设“红色堡垒”、培养“红烛先锋”、培育“红心少年”——

　　“三红校园”润泽学生心田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付晓方 聂志鹏 尚紫荆

　　一张张历史英雄人物图片、一个个英勇抗战故事、一本本红色经典书籍……近日，在湖北省襄阳市长虹路小学的“红色文化长廊”中，在学生解说员生动形象的讲解中，师生仿佛置身那段峥嵘岁月，激荡起爱国主义情怀。在襄阳市樊城区中小学校园里，讲红色故事、唱革命歌曲、演红色剧目等活动比比皆是。

　　如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育优质发展？2020年10月，襄阳市樊城区出台了《教育系统党建工作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开展“三红校园”创建工作，通过将党支部建设成“红色堡垒”、把教师培养为“红烛先锋”、把学生培育成“红心少年”，构建起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让党的思想理论润泽学生们的幸福童年。

　　筑牢“红色堡垒”，以红色阵地凝聚精神力量

　　新年伊始，一场中小学干部选拔任用通识性知识测试在樊城区进行，此次测试将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为优化组织设置，樊城区教育局一方面依托“区教育系统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加强教育培训；另一方面，编制《樊城区教育系统支部标准化规范化指导手册》，对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党员活动室建设进行规范，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教育管理新机制。

　　党建引领之下，樊城区全区各学校结合“四史”中的先进人物、典型事件、精神谱系，在校园打造党史长廊、红色布景、文化墙等多样化、典型化的校园特色景观，逐步形成“一校一品牌、一校一特色”的校园文化。

　　襄阳市米公小学打造了“书写人生、奠基未来”的办学理念，让书法教育成为促进师生爱党、爱国、爱家乡的重要载体；襄阳市二十一中将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融入学校“家·国”文化中，引导学生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红校园”创建工程实施以来，樊城区教育系统各基层党支部共开展党史学习1036次，全区学校赴各党史学习基地学习52次，涌现出米公小学、三十五中等10个“三红校园”创建第一批示范单位，有效激发了基层学校党建发展活力和党员教师干事创业的劲头。

　　树立“红烛先锋”，让党的建设成为强师之基

　　“敬爱的党组织，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樊城区2022年新入职教师培训开班仪式上，283名新入职教师中有260名新教师主动向各自学校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要把党性教育作为新入职教师培训第一课，让我们的人民教师成为让党放心、让学生喜爱、让人民满意的‘红烛先锋’。”襄阳市樊城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齐光伟介绍，近年来，为引导广大教师成为红色育人的中坚力量，樊城区教育局出台《全区教育系统“双培养”工程实施方案》，以学校为单位遴选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后备干部和骨干教师进入“双培养”人才库，定期开展党性教育。

　　同时，该区推进“三名”工作室（名师、名班主任、名校长）创建和“千名名师培养”工程，通过政策支撑、平台打造、发展保障等措施，着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敬业奉献的教师队伍。

　　襄阳市诸葛亮中学党员教师高蔷是襄阳市“隆中名师”。近年来，她充分发挥自身的示范、辐射和引领作用，依托襄阳市“隆中名师高蔷工作室”吸纳了襄阳市区域内及十堰市竹溪县共计30余名中青年教师进入工作室，开展教科研活动，实现名师引领、共同成长。

　　“三红校园”创建工程启动至今，樊城区共评选出1570名区级优秀教师（班主任、教育工作者），112名市级学生最喜爱的好老师，评选湖北省特级教师6名、襄阳市隆中名师（校、园长）7名、樊城名师（校、园长）135名。

　　培育“红心少年”，用创新实践厚植红色基因

　　“学生更易接受怎样的方式，学校就要做怎样的创新。”为了引导中小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红色基因，樊城区教育局以培育“红心少年”为主线，全力打造“大思政”课堂。

　　开展“四史”教育进课堂、“课前三分钟讲党史小故事”、“我与国旗合影”……樊城区各学校创新思政课形式，开展各类特色活动，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学校、引进课堂。

　　在“红心少年”培育过程中，樊城区教育局出台《全区中小学红色社团建设指导方案》，鼓励各学校积极探索组建红色社团，并通过不断创新社团活动形式，让学生们感受“红色文化”。截至目前，全区各学校共成立了1100余个校级、年级、班级三级学生社团，共开展红色主题社团活动1700余场次。

　　“‘三红校园’创建工程增强了我区中小学党建工作活力，充分将党建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成教育发展的优势，带动了全区教育事业的跨越发展。”齐光伟表示，下一步，该区将以更高的标准开展第二批“三红校园”创建工作，打牢党建工作根基，全面提升党建工作质量。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依法分类管理重在确保燃放安全

　　□ 本报记者 陈磊

　　2022年12月30日，辽宁省大连市政府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的通告》称，控制燃放区域允许燃放时间为2023年1月14日、1月21日至1月28日、2月5日，每日7时至23时(除夕不限时)。

　　在此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加强2023年春节期间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对外发布称，上海市外环线以外区域，除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之外，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北京市通州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致通州区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在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须经公安机关许可”。

　　更早些时候，山东省东营市、滨州市也明确，春节期间在部分区域和个别时间段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有媒体统计，随着群众呼吁松绑烟花爆竹“禁燃令”之声增多，目前已有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即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2023年1月3日，广东省珠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废止《珠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由各区政府、经济功能区管委会依据上位法，自行划定烟花爆竹的燃放区域、时间及允许燃放的种类，并向社会公布。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各地更为普遍的做法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解释说，对于烟花爆竹，政府进行规制有其历史必然性。目前各地通行的“禁燃令”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起初，政府考虑到人们的接受程度，根据安全原则，试行“限燃令”，即在一些城市进行限定燃放区域和限定燃放时间的试点，在人们逐渐适应“限燃令”之后，再施行零燃放的“禁燃令”。

　　杨建顺认为，从“限燃令”演变为“禁燃令”后，立法者所预留的特殊处理规则被忽略了，这种“一刀切”的零燃放措施，实际上将传统习俗之燃放烟花爆竹归为彻底禁止之列。时间久了，过春节静悄悄了，年味儿也淡了些，难免引发人们非议。

　　在杨建顺看来，目前多地允许规定区域、规定时间内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实质上就是对向往“人间烟火”的民意民情的回应，也是对规制烟花爆竹相关法规的贯彻落实。如此回应民众呼声的做法，体现了法规所规定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综合施策、分类管理的理念，有助于弘扬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增强“烟火气”。

　　河南农业大学政策法规办公室副主任张帅梁教授分析称，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的背后，是对我国绵延上千年过年仪式中燃放烟花爆竹传统的回归和文化的传承，是回应群众过年期间期待平安健康的精神需求的回应，也是基于对我国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安全事故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客观认识，更是对作为我国重要产业和就业领域的烟花爆竹行业发展的支持。

　　在张帅梁看来，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虽是能否燃放烟花爆竹的“小事儿”，但也是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地对“禁燃令”的松绑，有效地解决和回应了群众诉求。同时，这也是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落实。

　　目前，我国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在法规层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这意味着，法律法规赋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在本行政区域是否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力。

　　杨建顺分析认为，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烟花爆竹限制燃放的制度为背景。法律法规的这种授权规定体现了科学立法的精神，遵循了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管理理念。特别是《烟花爆竹管理安全条例》设置的授权规定，较大程度赋予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裁量判断余地，目的在于确保各地“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作出科学安排和部署，避免“一刀切”式的生硬施策。

　　杨建顺说，这就需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全面、准确、客观、适时把握“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作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决策、决定和举措，让人民群众在安全保障举措支持的背景下，告别零燃放的“无菌社会”，充分体味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的滋味儿，欢欢喜喜迎除夕、过春节、闹元宵。

　　张帅梁说，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域辽阔，省域、市域、县域各有不同情势，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之处，各地亟待解决的问题与需求也不尽相同。投射到立法领域，就需要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基本前提下，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内因地制宜，因应施策。

　　“是‘禁’是‘限’，需要各地根据环境质量、财产安全、百姓诉求等因素的现实情况，以及解禁后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与风险事故等进行有效研判，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制。”张帅梁说。

　　那么，具体来说，各地针对烟花爆竹管理如何把握“禁”“限”边界呢？

　　杨建顺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限放”和“禁放”的问题，而且是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和燃放的全过程安全保障问题。这就要求各相关主体严格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等各个环节的规制要求，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预防爆炸事故发生，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的安全。

　　他呼吁，就烟花爆竹燃放这个环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合理地运用好法律法规所赋予的“限放”和“禁放”的裁量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他建议，一般而言，要行使好该裁量判断权，可以参考把握如下标准：城市区域倾向于禁放，农村区域倾向于限放；人员聚集密度大的区域应当禁放，人员稀少非聚集性的区域倾向于限放；高楼大厦密集区域应当禁放，非高层建筑的区域倾向于限放；威力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禁放，威力不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限放。至于“高危险性烟花爆竹产品”，宜从生产环节把好规制关等。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查处并公布了多起违法燃放烟花爆竹案件。例如，2023年1月1日1时许，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广化派出所发现并查处一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现场查处9名违法行为人，依法对他们进行行政处罚。2023年元旦以来，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共查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案件13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7起。

　　对此，张帅梁认为，放松“禁放”，不等于完全解禁。在放松“禁放”的地区，人们有燃放烟花爆竹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边界、有限度的。边界就是相关地方法规与规章确定的燃放时间地点与幅度，限度就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因此，违反规则、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