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夺夜间市场，咖啡馆琢磨起“日咖夜酒”******

　　“我也在考虑将自己的咖啡馆转成‘日咖夜酒’，增加点收入，也能延长营业时间。”在北京经营咖啡馆的小仲最近看到一些咖啡馆上架了酒精类的产品，有了拓展咖啡馆业务的想法。

　　咖啡在中国市场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咖啡品牌走进消费者视野。随着“日咖夜酒”的模式在众多咖啡馆兴起，咖啡与酒这两个原本边界明确的品类，如今出现在同一家店铺中。

　　业内人士认为，从咖啡品牌来讲，增加了经营品类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消费群体，除去音乐与灯光，咖啡馆本身与酒吧的环境类似，这让咖啡馆转向“日咖夜酒”模式更为轻松。但另一方面，咖啡馆做酒精类产品，要考虑供应链问题，选址还有一定要求，员工培训也是一方面支出。

　　众多品牌布局

　　邮局咖啡全国首家“日咖夜酒”概念店2022年11月在福建福州青年会开业。该店在“日咖夜酒”的全新模式下，白天与黑夜衔接，咖啡厅与酒吧切换。

　　所谓“日咖夜酒”，就是同一家店白天卖咖啡，晚上卖酒。这一概念逐渐被年轻消费者引申为“早C晚A”，即“早coffee(咖啡)晚alcohol(酒)”。虽然咖啡馆与酒吧表面上看起来是毫无联系的两个业态，但两者的消费群体却有一定的重合，这些消费者喜欢白天喝咖啡提神，下班后喝点酒，希望能睡得香。

　　邮局咖啡并非首家布局“日咖夜酒”的咖啡品牌。2022年10月，加拿大咖啡品牌Tims天好咖啡在中国市场开出了两家“日咖夜酒”专门店，采用“日咖夜酒”模式，每天下午5时之后供应啤酒、小食等产品，有果酒、小麦等31款啤酒可供选择。

　　新茶饮品牌茶颜悦色推出的鸳央咖啡也宣布在所有门店上线“鸳央夜酒系列”，只可进行堂食点单。新京报记者登录鸳央咖啡小程序看到，点单页面显著标注着“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在酒精产品类别，有夜间特别推荐、酒坊、夜酒几个栏目，各类产品均为配制酒，售价在17.8元-19.8元。

　　星巴克早已在其臻选门店尝试出售酒精类产品。2020年8月，作为星巴克在中国内地的首家旗舰店，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旗舰店升级成为臻选店。在该门店二层增加了特调酒坊，可为消费者提供超过30款创意特调鸡尾酒、葡萄酒和精酿啤酒。

　　对咖啡品牌来讲，增加酒精类产品，希望提升门店坪效，延长营业时间。上海啡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东认为，“日咖夜酒”并不是新概念，这种模式在日韩以及欧洲一些国家都有尝试，那里的咖啡店和酒吧本身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咖啡比较重要的是提神的效果，如果喝多了或者喝得比较晚，容易造成失眠。因此，一般咖啡的消费都是在下午四点之前，之后的购买量就很少了。因此，对咖啡店来讲，六点以后也想有生意可以做，选择酒就顺理成章。”

　　新业态的探索

　　在中国市场，随着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咖啡与鸡尾酒的消费逐渐盛行，咖啡赛道已经涌入了众多玩家。如何脱颖而出，是当下各个品牌的思考题。

　　作为最近两年快速兴起的生活方式，“日咖夜酒”模式受到年轻消费群体的喜爱。根据《2020-2021轻人群酒水消费研究报告》和《咖啡行业细分人群洞察》显示，90后、95后以及Z世代人群同为国内酒水和咖啡的主流消费叠加群体，已成为“日咖夜酒”消费的主力军。报告指出，在消费偏好上，年轻群体更偏向低度数果酒和啤酒，健康微醺是当下重要的关键词之一。

　　对于为何涉足“日咖夜酒”，不同品牌有着各自的考虑。Tims咖啡表示，希望通过探索更多消费场景和业态，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沉浸式体验。

　　有的品牌则会考虑到消费群体的拓展。鸳央咖啡相关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相较于之前的日咖模式，到了晚上，顾客考虑到咖啡因的影响，销量会降低，夜酒系列上线丰富了产品结构，吸引到部分消费者晚间来尝试鸳央咖啡的中式鸡尾酒。

　　小仲的咖啡馆位于北京鼓楼附近，这里时常有游客光顾，咖啡馆也积累了不少忠实粉丝。受疫情影响，咖啡馆收入相较于往年低了，这让小仲思考转变。“我认识一些同行，他们顺利地转成了‘日咖夜酒’，延长了营业时间，也让门店更具特色，吸引更多消费者前来打卡。”

　　王振东认为，现在年轻人，对于酒吧的消费与从前不同。“以前年轻人喜欢去类似俱乐部的酒吧，可以跳舞与社交的地方。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到静吧消费，不一定要喝威士忌等烈酒，喝喝精酿，简单的鸡尾酒，与朋友聊聊天就很开心。所以咖啡店面积不太大，相对安静，比较适合做夜酒产品。”

　　咖啡赛道已经升级成比拼创新的赛道，去年以来，生椰拿铁、果萃拿铁等产品一度引爆咖啡行业，如今咖啡企业做酒产品，也考虑到了特色问题。

　　鸳央咖啡相关负责人说，鸳央咖啡和其他的酒消费场景不太一样，比如鸳央咖啡的夜酒系列是主打中式鸡尾酒，将中国传统的黄酒、米酒、白酒和西方的伏特加、龙舌兰、金酒进行搭配；也有别于鸡尾酒得在酒吧喝的形式，“我们想做的是一杯深度饮料化的鸡尾酒，所以鸳央咖啡的鸡尾酒可以像买奶茶、咖啡一样即买即走、边走边喝。”

　　Tims咖啡相关负责人称，其“日咖夜酒”店不仅将咖啡门店广受好评的明星产品组合端上餐桌，而且将年轻消费群体喜爱的低度数果酒和啤酒列入菜单。消费者既可品尝Tims咖啡“咖啡+暖食”经典产品，还可小酌微醺，体验咖啡的浓香与啤酒的麦芽香气相互交融的快乐。

　　面临的难题

　　从单一咖啡到“咖啡+酒”，业绩随之增长。在鸳央咖啡看来，增加酒精产品以及营业市场，对业绩是有增量的，“夜酒系列丰富了产品品类，酒和咖啡也吸引了不同的消费者前来消费。”Tims咖啡相关负责人也称，布局“日咖夜酒”市场，不仅为年轻用户搭建起时尚、前卫生活的消费新场景，也将提升门店坪效，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有了盈利，这一模式能否一直走得通呢？

　　虽然从消费场景、消费群体上咖啡馆与酒吧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咖啡师与调酒师却是不同的职业，咖啡馆的供应链也与酒吧不同。如何保障两个业态的同步运行，是摆在咖啡馆老板面前的难题。

　　王振东认为，咖啡馆与酒吧的运营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做咖啡店的人和做酒吧的人，气质不同，对于技术的要求也不同，调酒与制作咖啡都需要对员工进行培训。比如，一个咖啡师从生手到可简单上手做，平均十天就可以了，但十天培养一个调酒师还是有难度。另一方面是产品线的差异，咖啡馆白天除了咖啡还可销售甜点，但是夜晚卖酒，甜点就不是首选，需要增加小吃。

　　小仲认为，咖啡馆卖酒，最难的点在于做到咖啡和酒的融合。“这两类产品除了产品本身，整体的环境风格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王振东也持相同的观点，“环境其实对于酒吧很重要，需要进行相应的灯光、桌椅的布局，顾客对于音乐也有要求。整体来看，就是运营场景的变化，这就需要做一个整体的门店规划和设计布局。”

　　在专业人员的培训方面，鸳央咖啡介绍，“作为初创品牌，怎样做出自己的特色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在不断学习其他同行前辈的优秀之处。夜酒系列由现有门店伙伴制作，没有单独招聘调酒师。”

　　咖啡馆的选址同样也限制着其转向“日咖夜酒”的模式。大众点评发布2022咖啡潮流趋势报告显示，2022年平台咖啡搜索量较去年同比增长452%。上海、广州、成都位列独立咖啡馆开店数量前三位城市，且咖啡馆选址逐渐显现出从商场到社区里的趋势，喝一杯家门口的咖啡已逐步成为现实。

　　商场咖啡的布局必不可少，但对咖啡馆来讲，商场的门店很难转化成“日咖夜酒”。王振东认为，很多开在商务楼、写字楼咖啡馆未必晚上适合做酒吧，因为写字楼晚上通常关门较早，进出也不方便，商场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另外，门店楼上有居民在居住的，也可能会接到投诉，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咖啡馆都适合做“日咖夜酒”。

　　虽然目前“日咖夜酒”还在发展中，但涉足的品牌却相对乐观。Tims方面称，“日咖夜酒”模式尚在试验阶段，目前反响良好，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探索。鸳央咖啡称，现阶段更多是将“日咖夜酒”的模式在现有门店跑顺畅，打磨好自己的服务和品质，咖啡一杯一杯卖、服务一单一单做，这是持续努力的方向。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不留遗憾，我们吃完年夜饭再离婚”

　　选择春节后离婚的人们

　　年后扎堆离婚？多地民政局离婚办理处大排“长龙”？近期，多个网络流传视频内容显示，部分地区的民政局离婚登记处在春节后“爆火”，甚至有传言称一些地区离婚队伍排到了民政局门口。

　　目前，上述部分视频已得到官方辟谣。记者也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到，因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一些地区年后离婚办理人数的确有所上升，但并未大排“长龙”，还有一些地区则回复称，并未出现上升现象，甚至结婚人数比离婚人数更多……

　　离婚率在近20年内逐步攀升早已不是新鲜事，记者梳理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我国全国粗离婚率(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通常以千分率表示)陡然上升，离婚登记对数在此期间翻了近4倍。尽管，选择年后离婚并非真的形成潮流，但在年后办理离婚的队伍里，一些人坦言，之所以专门预约年后离婚，就是为了和孩子、双边父母吃一顿年夜饭，不留下最后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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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后出现离婚潮了吗？

　　多地民政局回应：

　　离婚人数并未陡增

　　1月28日，网上流传安徽阜阳一男子发布视频，显示阜阳颖上县民政局内仅有两对新人结婚，而离婚队伍却排到了民政局门外。一时间，年后扎堆离婚的话题在网络引发热议。

　　但很快，颍上县民政局就在1月30日对外发布了辟谣声明，称短视频内容为谣言。声明中解释，该视频所拍摄内容均位于一楼结婚登记窗口，排队人员均为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众，而离婚登记窗口在二楼，该信息视频系偷梁换柱、混淆视听。

　　无独有偶，另一位网友也在近期发布了江西上饶鄱阳县民政局离婚室门口排长队的视频。据此，江西上饶市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视频中的具体情况正在核实中，但从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数据来看，离婚业务量与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

　　年后离婚高峰期是否真实？记者向多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了相关情况。总体来看，多个民政局工作人员都表示：“年后办理结婚和离婚的人数的确有所增加，但总体仍处在平稳期。”

　　1月31日，济南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当天上午的工作时间来看，申请办理离婚业务的人数为5对，办理结婚业务的人数为3对。处于正常状态，并没有所谓结婚、离婚高峰期。”

　　然而，扬州市民吴女士告诉记者：“我在年后第3天办理了离婚手续，的确有排队，但没有大排‘长龙’。”吴女士表示，自己并非特意选择在年后离婚，只是年前的预约日期、人数已满，恰好预约到了年后第三天。

　　吴女士告诉记者，她当天上午10点左右她来到当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排队时间也并未超过1小时。“有排队可能是因为过年期间不办理业务，所以都放到年后来办理，人数自然有所增加。”

　　杭州市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接线员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虽然还没有近期详细统计数据，但年后无论办理离婚还是结婚的数量，一般都会有所上升。”该接线员解释，这是因为过年期间民政局不办理业务，因此导致结婚和离婚申请积压。这是正常现象，并没有明显陡增，依旧处于平稳期。

　　此外，记者还致电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和平区等多个婚姻登记处，上述地区工作人员均表示，节后办理离婚的人没有明显增多。其中，河南郑州市民政局则提出，年后民政局办理离婚的申请没有剧增，反而来办结婚的人数增加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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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服务业从业者：

　　回谁家过年、家务如何分担等

　　成年后离婚推手

　　尽管吴女士在年后办理离婚属于巧合。但也有人为了吃上最后一顿团圆饭，才故意选择了年后办理离婚手续。

　　“我们本来商量好了在2022年的12月末离婚，但是想带着孩子在两边吃上最后一顿团年饭，所以我们还是把离婚的日子敲定在了年后。”

　　现年39岁的梁女士，1月31日下午在无锡当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当天上午就办理完结，也没有大排长队。但讲起自己的离婚经过，梁女士还是有些哽咽。

　　结婚近10年的梁女士和前夫育有一个女儿：“虽然孩子只有6岁，但她已经知道离婚的意义，表现得很难过。”尽管孩子最终由梁女士抚养，但女儿对爸爸的不舍梁女士也看在眼里。为了弥补孩子的这份缺失以及向双边父母当面解释，梁女士最终与前夫商定，将离婚日子选在年后。

　　过年期间，梁女士和前夫带着女儿在婆家和娘家分别吃了团年饭，并向双边的父母表达了感谢。在梁女士看来：“我们夫妻走向离婚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观念不和。”而这最后的团年饭，也是梁女士不愿为自己和家人在留下遗憾。

　　“实际上，过年期间就咨询离婚、年后办理离婚的人的确会有所增加。”一家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黄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其公司成立的近3年里，他能明显感觉到，每年岁末年初，都是公司业务量比较大的时候。

　　据黄先生介绍，他所经营的婚姻挽救和服务中心，其中一些业务就是帮助夫妻重塑婚姻，解决婚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从我们遇到的案例来看，过年期间出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在谁家过年、过年时和长辈相处遇阻，分担春节期间的家务等等，都能成为婚姻走向破裂的推手。”

　　在黄先生的记忆里，曾经就有一位男士提出，因年后想带妻子回村里的婆家过年，过年期间妻子又承担大量家务，最后妻子才有了离婚想法。据黄先生介绍，该男子因自己老家的习俗，已多次带妻子回婆家过大年三十，直到大年初二才能回娘家。而这也造成妻子多年的不满。此外，过年期间家里的家宴也都由妻子和婆婆负责，长期下来，妻子有了怨言。

　　在黄先生的劝和下，该男子的婚姻最终没有破裂。但也有一些夫妻因春节的各项繁杂事物，最终也没能走到一起，即便经过了离婚冷静期，最后还是选择了在过年后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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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专家：

　　避免冲动离婚

　　需将相关社会服务制度化

　　离婚率的攀升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自2003年开始，我国离婚率便开始走入上升通道。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10年来粗离婚率数据发现，从2003年到2019年，全国离婚率有了明显攀升，但自2020年后，离婚率却有明显下降。

　　历年统计结果显示，2003年全国离婚登记达到133万对，粗离婚率为1.05‰，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到2016年离婚登记升至415.82万对，全国粗离婚率首次到了3.00‰以上；直到2019年，离婚登记达到470.06万对，全国粗离婚率升至3.36‰，成为近10年来离婚峰值。

　　从2003年到2019年，这16年里为何我国离婚率连续走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文军告诉记者，这背后主要有几个方面原因。

　　其一，从宏观方面来说，由于社会变迁和转型节奏加快，对传统意上的夫妻分工和家庭结构形成冲击，越来越多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社会地位提升，经济从属性降低，带来的家庭稳定性也随即打破，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离婚的可能性；

　　其二，从微观方面来说，社会进步带来的人们思想解放，对传统婚姻的理解发生变化，不再认为离婚是不好的行为，也让更多人敢于追求个人幸福，向低质量的婚姻说不，因此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

　　在文军看来，离婚率走高的背后，也反映出了我国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互助网络建设以及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不足的症结。“尤其是年轻人的冲动离婚，我们除了行政手段干预外，目前仍旧缺乏有效的社会服务来化解，社会组织提供的优秀解决办法乃至情感咨询和疏导仍旧不足。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2019年后，我国离婚率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到2020年，离婚登记从超470万对降至433.9万对，粗离婚率回落至3.09‰；2021年则降至283.93万对，粗离婚率下降到2.01‰。

　　对此，在文军看来，2019年后离婚数据回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我国离婚率上升16年后回落，说明已经达到来峰值，开始向平稳状态过渡。”此外，文军表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几年离婚率下降提供了“土壤”。

　　在文军看来，要想避免类似年后冲动离婚的现象出现，各地社会化服务应该跟上，并逐步将社区情感动员工作、婚姻咨询工作、社区调节工作，心理情感建设工作等纳入制度化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