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揽世界围棋棋王赛冠、亚军 中国棋手 期待再上新台阶******

　　包揽世界围棋棋王赛冠、亚军

　　中国棋手 期待再上新台阶(竞技观察)

　　本报记者 郑 轶

　　核心阅读

　　中国棋手包揽第二十七届LG杯世界围棋棋王赛冠、亚军，中国围棋的新年新征程顺利开局。线下比赛和训练趋于正常，中国围棋的人才厚度优势有望重新显现。

　　中国棋院的对局室内，两名中国棋手端坐棋盘前。继2021年5月梦百合杯决赛后，世界围棋大赛决赛再度以面棋方式进行。一方是期待再夺世界冠军头衔的杨鼎新，一方是渴望创造新纪录的丁浩，中国围棋新年第一冠，在此一决。

　　2月1日，第二十七届LG杯世界围棋棋王赛三番棋决赛第二盘，丁浩执黑半目击败杨鼎新，以2∶0的总比分夺得冠军。凭借这一胜，丁浩成为中国围棋第二十三位男子个人世界冠军，也是首位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00后男棋手。

　　首进世界大赛决赛

　　00后丁浩强势夺冠

　　面对本届LG杯决赛，两名棋手的备战方式截然不同：杨鼎新在围棋对弈网站与各路高手鏖战，不到一个月下了近40盘棋，胜率超过60%；丁浩则“闭关修炼”，据他透露，“每天做‘死活题’，与AI(人工智能)对练”。

　　对决赛舞台，杨鼎新并不陌生。1998年出生的他，4年来已第四次闯入世界大赛决赛。2019年第二十三届LG杯决赛，杨鼎新夺得个人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此战，他抱有强烈的求胜欲。

　　相比之下，第一次晋级世界大赛决赛的丁浩则低调许多。此前，他在国内比赛中获得多项冠军，但征战国际赛场的最好成绩仅为16强。尽管在过去12次交手中，丁浩与杨鼎新各胜6场平分秋色，但论起大赛经验，丁浩仍略逊一筹。抱着“尽力下好”的心态，他走上决赛赛场。

　　1月30日，三番棋决赛迎来首回合较量。丁浩全程发挥出色，序盘阶段相持过后，逐步占优。103手，杨鼎新下出恶手，丁浩应对滴水不漏，最终取得胜利，在决赛中抢占先机。

　　第二盘，大比分落后的杨鼎新背水一战，率先展开进攻，但他的招法稍显生硬，反倒让丁浩占得优势。中盘阶段，杨鼎新的进攻导致棋型出现问题，但此时丁浩也出现失误，未能一举获胜。在复杂的局势下，经过官子阶段的争夺，丁浩最终取得半目小胜，以2∶0的总比分夺得本届LG杯冠军。

　　中国棋手提振信心

　　厚度优势有望重现

　　此前26届LG杯，中国棋手曾12次夺冠，与韩国棋手持平。丁浩夺冠后，中国队再添一冠。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成绩起伏后，中国棋手提振了信心。

　　自2013年起，90后中国棋手全面登上舞台，在世界大赛中接连夺冠。8年间，中国围棋诞生了13名90后世界冠军，人才培养既有“厚度”又有“锐度”。但近两年来，中国棋手在顶级较量中的表现略显逊色。2022年第二十七届三星杯，韩国棋手提前包揽四强，中国围棋面对强劲的挑战。

　　此时，LG杯成为中国棋手扭转局势的好机会。半决赛中，杨鼎新面对状态正盛的韩国棋手申真谞，用一场含金量极高的胜利，终结了他在世界大赛对中国棋手的24连胜。年轻的丁浩战胜韩国棋手姜东润，与杨鼎新携手晋级决赛。

　　中国队第六次包揽LG杯冠、亚军，鼓舞了围棋界人士和爱好者。随后进行的第十四届春兰杯，中国棋手李轩豪战胜申真谞闯入决赛，向个人首个世界冠军发起冲击。接连赢下关键比赛，中国棋手逐渐找回状态，将平时的刻苦训练有效转化为赛场成果。

　　久违的世界大赛面棋决赛后，围棋比赛从数量到形式都将全面恢复。线下比赛和训练趋于正常，中国围棋的人才厚度优势有望重新显现。

　　有厚度更要有锐度

　　中国棋手仍需努力

　　1月28日，LG杯决赛前夕，申真谞在韩国围棋联赛中取得跨赛季35连胜。作为第一个夺得围棋世界冠军的00后棋手，他已经远远甩开同龄人。去年11月的三星杯，申真谞夺得世界大赛个人第四冠。

　　在中国围棋最新等级分榜前十名中，有8名95后棋手和两位00后棋手。95后这个年龄段，中国棋手在人数和棋力上明显高出一筹，像柯洁、芈昱廷等，都是十七八岁就拿到世界冠军头衔。相比之下，00后棋手的冒尖速度似乎慢了些，除了谢科两次闯入世界大赛决赛，其他人总是棋差一招。

　　2021年，丁浩的竞技状态大幅跃升，国内比赛连取倡棋杯、国手赛和大棋士赛三大赛冠军头衔。但2022年上半年，丁浩状态低迷，国内等级分一度从第二降至第八。好在岁末他的状态好转，不仅取得LG杯决赛权，还实现大棋士赛两连冠。

　　中国00后棋手第三次闯入世界大赛决赛，丁浩终于实现了夺冠目标。丁浩说，他对未来的期待是“横向发展”、多拿几项世界冠军。杨鼎新虽然未能实现再夺世界冠军头衔的目标，但近几年的大赛表现足以证明他的实力。在他身边，还有一批潜力巨大的95后棋手。

　　新年第一冠，为中国围棋开了个好头。面对竞争激烈的世界棋坛，想要实现新突破，中国棋手仍需努力。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