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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中国色,绽放穿越千年的文化自信******

  兔年第一声惊叹,属于春晚节目《满庭芳·国色》带火的“色彩新潮流”

  大美中国色,绽放穿越千年的文化自信

  梅红、鞠衣、麹尘、缃叶、菡萏、纁黄、伽罗、月白、天缥、青骊、岱赭、凝夜紫、远山黛……舞为语,曲为韵,优雅演绎一众中国传统颜色的东方意趣,连日来,亮相兔年央视春晚的创意类节目《满庭芳·国色》凭借耐人寻味之美霸榜热搜、刷屏网络。“中华颜色一眼万年,惊艳岁月”“老祖宗的配色,绝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大众对于中国传统色彩的钟爱,从网友们的真情留言中可窥一二。

  气韵雅致的中国古色,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语汇。它们远不止于色彩,更承载着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背后蕴藏着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审美基因和经典智慧。也因而,随《满庭芳·国色》而“出圈”的大美中国色,点燃的不仅仅是时下的“色彩新潮流”,更有由悠远、深厚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作为有力支撑的文化自信。

  从圈粉的“延禧色系”到热搜的“宫墙红”,中国色无声释放传统文化魅力

  中国色的“出圈”,近年来其实有迹可循,《满庭芳·国色》只是集大成的一次爆点。周杰伦流行歌曲《青花瓷》里唱出的一句“天青色等烟雨”,令多少人醉心于如诗如画又神秘非常的雨过天青色。爆款电视剧《延禧攻略》带火的“延禧色系”温柔又高级,那正是浓淡皆宜、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的一整套中国传统色系。在全国多地巡演上百场的舞剧《只此青绿》,用千古名画《千里江山图》中那抹独特的青绿色,唤醒了中国人的审美体验。

  大众对于中国色的追捧,甚至跨越千年,对接时下的日常生活。频频卖断货的国风口红,其郎窖红、胭脂红、美人霁等色号的灵感,无不来自中国色。修图App中备受年轻人青睐的“中国潮色”滤镜,离不开众多中国传统色彩贡献的智慧。兔年新春,“小红书”上热搜的去处,很多都指向雍容大气、年味满满的宫墙红,北京的故宫、杭州的德寿宫、上海的广富林、成都的武侯祠等皆如是。

  在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胡建君看来,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正在到来。“一方面,一批高质量影视文艺作品、文博艺术展览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它们无不塑造了以国色为基调的安宁典雅、蕴藉丰厚的审美,润物细无声地释放着传统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身处快时代,越来越多善于内省的人们由衷感知到,历经岁月积淀的才是高级的,直入人心的。”

  审美基因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超越了色彩,成为中国色最耐人寻味之处

  追捧中国色时,我们应当追捧的究竟是什么?

  单从视觉上看,众多中国色都能在国际通用的潘通色卡里找到对应的参数。胡建君指出,中国色的独特性其实更在于色彩观念承载的文化内涵。只有置身于文化史上,中国色彩艺术方能获得完整的意义。原来,有别于西方三原色的分类法,中国古色遵循的是“五色观”。这种色彩观念结合“阴阳五行说”等要素逐渐整合发展而来,并非独立静观的存在,可对应天地、阴阳、方位、季节、声音,亦牵系五脏、五味、五气,关乎内心的声色与动静。小到个人生活习惯与喜好,大到国家典礼仪式,古人都提倡在不同时节用不同颜色来顺应天地万物之气象。

  “中国色”网站收录的中国色多达526种,丰富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其中很多颜色颇为微妙,呈现出含蓄而清雅的高级感,妥妥拿捏了中国人特有的浪漫。文化学者郭浩、李健明在《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一书中揭秘了384种中国古色的由来。例如,“苍筤”是春天竹子出生时的青绿,“月白”是月光洒下的一片青白,“窃蓝”是立秋之起色、秋天晴空的一点蓝,“海天霞”是海霞灿烂里云朵和天空被染上的那层浅红。由此可见,中国色均从天地万物的造化中衍生而来,让人不禁佩服古人的感知力与想象力。

  古往今来,中国色也从流转的自然定格在器物、绘画和建筑中,让更多的人得以捕捉这样的美感。中国陶瓷的众多颜色就大有讲究,包含文学、美学、哲学等诸多意义,对此,马未都在《瓷之色》一书中有过详述。像是声名远播的永乐甜白釉,妙在一个“甜”字。这完全是一种主观感觉,减去一切可能影响呈色的杂质,在景德镇洁白如玉的高岭土上施以透明釉,让白里透白。盛唐最神秘的瑰宝——秘色瓷,是唐朝皇亲贵戚专用瓷器,如美人罩上面纱,其工艺至今是谜。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4件秘色瓷中,就有“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的秘色之青。而中国传统绘画的色彩奥秘,早在初版于1959年的专著《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中,近现代工笔画名家于非闇就曾一一拆解。他指出,中国古代画家不但善于运用色彩,而且运用他们的智慧,使颜料抓紧绢帛,经过多少年的舒卷仍不脱不落。如是才有了宋徽宗《芙蓉锦鸡图》中浅红色芙蓉花与五色绚烂锦鸡的相映成趣,以及王希孟用大青大绿两面着色、染天染水成就的《千里江山图》。

  来自生活的大美中国色穿越千年,依然魅力独具,业内期待,“出圈”之后的它能更好地装点今天的美好生活。(本报记者 范昕)

  (来源:文汇报 2023年1月30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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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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